1968年~1988年
《杜宾调查报告》与第 85 届环法自行车赛
1968 年墨西哥奥运会上，不仅田径赛场上的成绩令人瞠目结舌，泳池中也打破了 5 项世界记录。速度力量项目的飞速进步，有人解释为理想的高原条件， 有关高原训练的效果因此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和重视。高原训练的效果在于提高运动员血红蛋白浓度，增加总血容量，从而增加全身的氧运输，使运动的动力部分——肌肉得到更多氧，其结果是既提高最大吸氧量， 又提高了运动成绩（尤其是耐力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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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多的人认为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上运动成绩飞速进步的背后，是使用了合成代谢类固醇的结果， 因为这类物质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就已经被运动员广泛使用了。国际奥委会也认为 1968 年墨西哥城奥运会兴奋剂检测的结果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出当时兴奋剂滥用的实际情况。
墨西哥城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兴奋剂检查的政策和程序，将禁用物质从 8 种增加至 26 种，检测采用更先进的仪器。
氮磷检测器是一种高质量检测器，适用于分析氮、磷化合物的高灵敏度、高选择性检测器。它是将一种涂有碱金属盐如 Na2SiO3、Rb2SiO3 类化合物的陶瓷珠， 放置在燃烧的氢火焰和收集极之间，当试样蒸汽和氢气流通过碱金属盐表面时，含氮、磷的化合物便会从被还原的碱金属蒸汽上获得电子，失去电子的碱金属形成盐再沉积到陶瓷珠的表面上。氮磷检测器的使用寿命长、灵敏度极高，可以检测到 5×10（-13 次方） g/s 偶氮苯类含氮化合物和 2.5×10（-13 次方）g/s 的含磷化合物，对于兴奋剂，尤其是单胺类刺激剂具有较高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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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72 年德国慕尼黑奥运会上，国际奥委会无论从人员还是设备上都加大了兴奋剂检查力度，仅实验室的检测人员就配备了 20 人，操作 8 台当时最先进的气相色谱仪和氮磷检测器。结果，兴奋剂检测阳性率大幅度提升。
在这届奥运会上共检查了 2079 名运动员，发现 7 例兴奋剂阳性，几乎囊括了刺激剂中的所有类型，包括苯丙胺、麻黄碱、咖啡因和可拉明（尼可刹米）， 共涉及 5 个项目，其中荷兰和西班牙各一名自行车运动员的铜牌被没收、蒙古国 63 公斤级柔道选手获得的银牌被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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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奥运会后苯丙胺类刺激剂的使用有所收敛， 被合成代谢类固醇取而代之。类固醇滥用主要原因：一是副作用短期不明显、正面作用夸大、新药层出不穷、药物机理以及人体试验跟不上；二是国际奥委会被各种政治、经济、战争、恐怖活动、种族、宗教、人权等因素困扰，自顾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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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在 1988 年奥运赛场，兴奋剂事件“大爆发”。1988年9月 24 日，在第 24 届奥运会男子 100米 决赛中，加拿大著名短跑运动员本·辛克莱尔·约翰逊创造了 9 秒 79 的男子百米短跑世界新纪录，战胜了老对手美国名将刘易斯，以一个崭新的世界纪录结束了这场被称为“世纪之战”的比赛。踌躇满志的约翰逊声称，50 年到 100 年内，这项纪录没有人能打破！然而，三天之后，这场辉煌的“世纪之战”化为特大丑闻， 约翰逊兴奋剂检测阳性，他所创造的男子百米世界纪录和金牌被取消。
同一天，国际田联宣布了处罚决定，约翰逊被禁赛两年；加拿大体育部长宣布，约翰逊将终身不能代表加拿大国家队参加比赛。约翰逊风波震惊了世界， 也留下很多疑点。约翰逊的教练查理·弗朗西斯甚至写了一本书，名为《速度陷阱》。书中承认，他的运动员服用了合成代谢类固醇，但也提出了一些疑问：为什么只有约翰逊被检测出了兴奋剂阳性？而且约翰逊本人一直坚持自己没有使用过司坦唑醇，一时坊间各种传闻铺天盖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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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调查事件真相，1988 年底，加拿大政府成立了一个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对此次事件以及加拿大运动员使用违禁药物的情况开展全面调查。负责约翰逊事件调查的是加拿大安大略省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查尔斯·杜宾。在对约翰逊本人进行了 57 次质询，
询问了 119 名目击者后，约翰逊兴奋剂事件基本水落石出。杜宾大法官领导的调查委员会终于完成了长达14800 页的《杜宾调查报告》，揭开了加拿大竞技体育背后一些使用兴奋剂的事实。大部分被调查的运动员（将近 200 人）都承认在过去的几年中曾服用过类固醇或生长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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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逊一直不承认使用过司坦唑醇，他承认在汉城奥运会前曾使用过蛋白同化制剂夫拉扎勃，但这种类固醇只需要 7 天就可以从体内排出，因此距开幕 7天前他就停用了，以为可以逃避兴奋剂检查。而司坦唑醇需要 28 天才能从代谢系统中完全排出，因此在奥运会前运动员都不会服用这种长效类固醇。那么约翰逊体内的司坦唑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根据调查结果， 他的队医带了一瓶司坦唑醇，这一点也得到了他教练的证实，因为这类敏感的禁用药物通常都不在瓶子上贴标签，所以结论是约翰逊可能“拿错瓶吃错了药”， 把司坦唑醇当成了夫拉扎勃。
《杜宾调查报告》在世界反兴奋剂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是引起了体育界特别是管理层和政府体育主管部门对兴奋剂的重视，充分认识到了兴奋剂的滥用程度以及兴奋剂危害的严重性，暴露了比赛检查的漏洞和反兴奋剂工作的滞后以及反兴奋剂工作的艰巨性。这份调查报告还促进了反兴奋剂的立法， 以及赛外检查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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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发生多起马拉松运动员和长距离自行车运动员猝死事件，据一些医生分析，有可能与滥用促红素有关。因为在炎热的天气中， 马拉松等长距离运动项目本身就会造成运动员严重脱水，从而使血液粘滞度升高，如果运动员再使用促红素，在脱水的情况下血液中红细胞比例会急剧上升， 造成血液粘滞，增加血栓、中风和心脏病突发的风险， 一旦超过心脏的承载能力，或发生冠状动脉血栓和肺部栓塞，后果不堪设想。
由于促红素是人体自身分泌的肽类激素，代谢很快，当时没有可靠的检测方法，造成了耐力项目尤其是长距离自行车赛运动员滥用。针对这种现状，从1994 年开始，国际自盟（UCI）开展了一项针对血液回输和使用促红素的研究。研究表明：97% 正常自行车选手的血细胞比值不超过 50%，只有 3% 的运动员血细胞比值在 50% 以上，在使用促红素或血液回输后血细胞比值会明显升高。但毕竟这不是直接的证据，并不能以此判定运动员使用了血液兴奋剂。
于是，在 1997 年 1 月国际自盟决定，任何车手血细胞比值超过 50% 这个极限，将被认为血液异常，从保障运动员身体健康出发，收回运动员的参赛许可证， 并强制执行 15 天休息。这项血液检查被称之为“健康筛查”。
1998 年 7 月 8 日，距第 85 届环法自行车赛开赛还剩 3 天，在法国北部与比利时交界的弗汉新城，法国海关人员查封了费斯蒂那车队队医的汽车，在车内发现了几十瓶违禁药物促红细胞生成素，最终费斯蒂那车队被逐出了环法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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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比赛期间，恰逢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亲临赛场观赛，后来萨马兰奇在回忆录中写到：由于1998 年环法自行车赛前暴露的兴奋剂事件，他根本无暇观看一辆辆从他身边飞驰而过的赛车，眼前几乎都是一个个因服用兴奋剂猝死赛场的车手。一个在心中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成型了，国际奥委会要成立一个独立自主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
